去年10月11日，“春蕾计划”促进女童教育特使彭丽媛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积极为“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提升推进工作贡献力量。今年年初，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儿基会”）“促进凉山女童教育发展”公益行动在西昌市西宁中学举行落地仪式，向凉山女童捐赠款物总价值4800余万元。作为“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提升推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凉山女童教育发展”将持续为推动凉山女童教育、促进女童全面发展提供公益支持。

“春蕾计划”与大凉山：

30年的公益情缘

因为横断山脉，四川平原和川西北高原成为中国极为特殊的地理现象。从成都出发，过了雅安、乐山、宜宾，天府之国的温柔和旖旎便戛然而止，横亘在四川平原西南边缘的大凉山区，在雅砻江、金沙江水系的切割下，巉岩高耸，沟壑纵横。

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彝族聚集区，大凉山486万各族同胞中，彝族超过一半。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曾和当地彝族领袖小叶丹歃血为盟，在大凉山区撒下了红色火种。

岁月留在大凉山区的足迹缓慢而沉重。直到1956年，大凉山各族人民才彻底打破奴隶制度枷锁和民族压迫，开启社会主义新生活，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巨变。

我们可以用外力推翻一个旧制度，却无法强迫人们从内心接受一种新文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热潮已经席卷全国，但是大凉山却波澜不惊，冷静得近乎麻木。山里的彝族、苗族女娃继续着前辈的生活轨迹。父母们认为女娃读书完全没有必要，她们很小就被定了“娃娃亲”，定亲彩礼是她们为这个家庭挣来的最大一笔财富；到了十四五岁，就要结婚、生娃、做母亲了。出嫁之前，她们用勉力完成的劳动，尽量多地偿还父母抚养她们的成本。

她们中的极少人即便勉强读完小学，也没有机会读中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不到六成，适龄女童的入学率仅为四分之一，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女童失辍学率几近100%。

1992年，在香港爱心人士周洁冰的倾力资助下，中国儿基会在布拖县开办了春蕾女童班，一批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辍学女童重返学校继续学业，大凉山女童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希望。30多年来，“春蕾计划”累计募集使用善款25.86亿元，资助包括大凉山女童在内的396万人次春蕾女童完成学业，实现梦想。6万里大凉山到处传扬着春蕾女童自立自强、改变自己和家乡命运的感人故事，成为凉山人民战胜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时代乐章中的美丽协奏曲。

吉地莫史刘：

我要做老师

吉地莫史刘解释说：“‘吉地’是我的姓，大凉山彝族女孩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莫’字，‘史刘’是我的名字，在彝语里‘史刘’是大的金块，表示有很多的钱。”

吉地莫史刘是布拖县首届春蕾女童班的毕业生，现在是布拖县特木里小学教师。虽然名字中有个大金块，史刘的童年和少年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

从记事的那天起，妈妈就没有离开过药罐子。她是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爸爸很疼爱她。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却没回家。妈妈对史刘说：“你和弟弟先吃吧，我等你爸爸。”三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爸爸还没回来。史刘把碗筷洗净后就去做作业了。

刚打开书包，爸爸回来了。她发现爸爸走路有点晃，走近了，又闻到了身上的酒味。爸爸瞅瞅她说：“先别做作业了，你过来，我和你说点事。”

爸爸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地和她说过话，她有点紧张，也有点不祥的预感。

“从明天起，你不要上学了，在家干活吧。”爸爸低着头，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不敢看着女儿。

尽管有预感，史刘还是不相信事情这么快就发生了。她睁大眼睛，怔怔地看着爸爸，眼泪滚落下来。她默默地站起身，进屋了。

爸爸摘下烟荷包，他想捏出一撮烟叶。但他的手在抖，捏出的烟叶不是多就是少，往烟锅里塞时，一半掉在了地上。彝族男人的火镰总是装在烟荷包里，他掏了几次竟没掏到。好不容易掏出来了，打了几次却打不着，打着了一次又没对准烟锅。几十年重复了无数遍的动作，今天做来竟如此笨拙。他长叹了口气，靠在了墙上。

妻子的病很严重，是累的，没有钱到大医院去看，小病终于拖成了大病。到现在他也说不清妻子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他每天从山上采来草药熬成药汤给妻子喝下。妻子只能勉强干点家务，全家的生计靠他一个人扛着。

女儿学习成绩好，还懂事，六七岁时就帮妈妈洗衣做饭看弟弟。但是闺女再好，长大了总要嫁人，给别人家生男育女，给人家干活去了。儿子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他没有能力供两个孩子上学。从年前他就想，该和女儿说了。但是一见到女儿乖巧的模样，心就软了。妻子催了他好多次，他说那你跟她说吧。妻子说，我可不忍心，还是你说吧。

这天下午，干完田里的活，他去了阿叔家，阿叔留他吃饭，他就留下了，默默地喝了几杯包谷酒，晃晃悠悠地回了家。他知道，不借着酒劲，无论如何对女儿张不开嘴。终于把话说了，看着女儿抽泣着离开的背影，他像犯了错似的，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史刘躲进屋里，想大声哭出来，但终究没有哭出声。

不让她上学，无异于世界末日到来。穷人家的孩子早熟，从记事的那天起，她看着爸爸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里干活，回家后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妈妈身体虚弱，干点活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她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帮爸爸妈妈干活了，他们就不用这么累了。

七八岁的时候，爸爸把她送到学校读书。在彝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凤毛麟角，她们班将近50个学生，女生只有四五个，彝族女生就她一个。课堂上，这个大眼睛的彝族女孩听课十分专注，领会得也快，老师喜欢她，同学们也愿意和她交往。

在学校的每一天她都很快乐。只是她发现，每当她和爸爸说学校要收学杂费的时候，爸爸的脸上就会隐隐地有些愁苦，每次都要等一两天、甚至好几天才能把钱给她。她知道家里没钱，向爸爸要钱时总是声音很小，不敢抬头看他。每要一次钱，就觉得多欠了爸爸一份账。放学后，她抢着做家务，似乎这样可以减轻心中的不安。

除了照顾弟弟，她还要背水，背水的地方很远，要走很窄的山路。第一次背水时她不到十岁，去时是上坡，要走40多分钟，返回是下坡，水桶在背上晃来晃去，打来一桶水，到家只剩了半桶，那半桶撒在了背上。每天都要背水，所以后背每天都湿漉漉的，一到冬天，冷得刺骨。

她当时想，好好学点知识，将来做村里的妇联主任，但现在不能上学了，这个梦想破灭了。

史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两天，终于想明白了，她本来就不该上学，村子里的彝族女孩都没上学。另外，爸爸太辛苦了，她长大了，应该替爸爸分担。还有弟弟该上学了，她要把机会让给弟弟，因为弟弟是男人。她的前途注定和妈妈、村里的婶婶一样，过几年嫁个男人，为爸爸妈妈挣些彩礼，再生几个娃。她想，不能生女娃，女娃命太苦。

她推开屋门，平静地对爸爸妈妈说：“阿达（爸爸）、阿莫（妈妈），明天我不去上学了，在家干活。”

听了女儿的话，妈妈一阵剧烈地咳嗽，爸爸又去摸荷包里的烟叶。史刘先是替妈妈捶背，又接过爸爸手中的火镰替爸爸点着烟，然后转身出门去喂猪了。

第二天，史刘早早起床，麻利地做好早饭，接着去喂猪，这时爸爸从田里回来了。爸爸什么时候出去的，她不知道。等到妈妈和弟弟们起来，大家一起吃饭，饭桌上的气氛很沉闷，爸爸妈妈只是不断地让她多吃，她边吃边对爸爸说：“上午不去背水，先和你下田吧，你教教我田里的活咋干。”爸爸连声答应“好，好”。

半年后，史刘成为爸爸的好帮手，田里的活样样来得，照顾妈妈弟弟细心耐心。上学的事不再去想了，只是，用过的课本、作业本和学习资料，一张纸不少地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那个角落，尘封起了一个彝族少女的求学梦。

1992年9月的一天，村支书兴冲冲地来到她家对爸爸说，有一个“春蕾计划”，帮助贫困家庭的女娃上学，你家闺女学习好，让她去上学吧。

当时，史刘在田里干活。爸爸跑到田里把消息告诉了她：“孩子，不干活了，回家收拾收拾，你要去学校读书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阿达，你先回去，还差一点呢，我做完就回家。”爸爸拉着她的胳膊往家走：“傻孩子，是真的呢。”

回到家时，村支书还没走，笑着对她说：“娃，你有福气，遇到好人啦。”史刘这才相信，她真的又可以上学了。她愣愣地看着村支书，好一会，捂着脸哭了。

报到那一天，学校里十分热闹。春蕾女童班的学生都是爸爸妈妈送来的，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得很灿烂。

布拖县西溪河中心校的操场上，整齐地摆放着崭新的书包、文具，还有春蕾女生专用的校服——一套漂亮的彝族服装。教室里的课桌是新的，宿舍的床是新的，床上的床单被褥是新的，每个人一套生活用品，洗漱用具，一应俱全。

史刘只觉得眼睛看花了，长这么大，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这么多、这么漂亮的东西。她想摸摸床单，刚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她怕自己的手弄脏了床单。

史刘直接进入初中一年级，心中暗道：“史刘史刘，真的要收获金子了吗？”她当然知道，爸爸为她起名“史刘”，是希望女儿今后的生活不要像他们那样艰难。可史刘无论如何没想到幸福突然降临到自己身上。开学几天之后，她从老师那里知道：北京有一家慈善机构叫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他们号召社会爱心人士捐款帮助贫困女孩子上学；她还知道了布拖县的春蕾女童班是香港一位叫周洁冰的阿姨捐助的。

剧烈的心理冲击渐渐平复下来，“我现在不是金子，但是我要努力学习，学更多的知识，把自己变成一块金子，会发光的金子，会发光才能照亮别人”。

吉地莫史刘和她的学生们

那一天，她的理想改变了，她要当老师。当老师也是爸爸对她的希望，爸爸告诉她：“老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初中毕业后，她如愿考入了师范学校。她幻想着毕业后回到村里，办一所专收女娃的学校，一辈子在那里做老师，把村里的女娃都培养出来，让那些女娃都去读师范，毕业后都当老师，看以后谁还敢说彝族女娃不能读书。

世界的变化比吉地莫史刘预想得要快。还没等到她师范毕业，越来越多的彝族女孩走进了学校，“女不读书”的千年陋习，连同祖祖辈辈的贫困，像春日暖阳下的冰雪慢慢融化。

大凉山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吉地莫史刘被分配到特木里小学做老师，学校位于布拖县县城特木里镇。每天快乐勤奋地工作着，她说最愉悦的事情就是看着她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可爱，最不愿意听的话就是别人说她的学生不好，“当然，我说可以，但我不会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会把学生叫到我的办公室，拉着他的手，笑着和他说”。

她和爱人都是事业编制，两人每个月的收入超过7000元，“我爸爸一年也挣不来”，她说，“我们俩都要用一部分工资补贴家用，因为两家都还不富裕，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在特木里小学任教13年中，她很少回家，“太远了。说来你们可能不信，2018年之前，我回家要走几天的山路”。史刘的家在布拖县友好村，从县城特木里镇出发，经补洛乡、地洛乡到友好村，差不多90公里。2018年之前，地洛乡到友好村没通公路，甚至可以说没有路，一定要去就得爬山，几天能爬到，看你的体力。2018年刚通了公路，还没通班车。公路通了后，她回过两次家，这一路要五个多小时的车程，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租私家车，回一次家车费要700多块钱，“太贵了，回多了回不起”。

那是什么样的路呢？史刘描述道：“路盘旋着直冲山顶，四周被高耸的山峰包围着，像是随时要压下来，抬头只能见到巴掌大的一块天。”

直到现在，史刘仍是友好村走出的唯一一个女教师。史刘是幸运的，在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春蕾计划”来到了她身边。在此后30年的岁月中，她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巨大变化，村里建起了幼儿园，村里的小学并到乡中心校了，村里人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

这些年，她一直在思考这些变化与一项慈善计划的关系。虽然思考还不彻底，结论还不连贯，但是她觉得，其中的很多变化是“春蕾计划”带来的。她唯一的愿望，就是用她学到的知识、用爱教好学生，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让大凉山中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学有所成，用知识改变命运。

王福美：

曾绝食七天与命运抗争

布拖县地洛乡衣子村是大凉山深处的一个苗家寨子。1992年9月1日上午，15岁的王福美静静地躺在床上，任凭眼泪沿着眼角流到枕头上。今天是她绝食的第6天，她已经没有力气伸手擦掉泪水了。

这间黝黑的小屋子，这张矮矮的已经快要散架的木床，她再熟悉不过了。自从离开妈妈的怀抱，她已经在这间屋子里住了10多年。床边是一张同样快要散架的木桌，木桌陪着她读完了小学，她在上面写了5年的作业。遇到难题，她就盯着桌面默默地想答案，有时就是发呆，她记住了桌子上的每一道裂纹。

她童年的另一半是院子里的几头猪和打猪草的筐子、镰刀陪她度过的。那几头猪是这个家最快乐的生灵——只要吃饱了，哪怕明天就要成为盘中餐，它们依然会在院子里撒欢。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了15年。曾经，她恨极了那些刁钻的数学题，还有老师在她的作业本上划出的鲜红色“×”，再就是那几头天天等着她喂的猪。这些令人生厌的画面一幕幕从眼前滑过，此刻却勾起了心底的丝丝眷恋。

1977年的一天，王福美在一间土坯茅草房里呱呱坠地 —— 一个眉目清秀、哭声格外响亮的女娃。这个小生灵并没有在这个家中泛起一丝欢乐的涟漪——因为是个女娃。

小福美一天天长大。刚刚能背得起筐子，她就要上山打猪草，六七岁时学会了做饭，爸爸妈妈去田里干活，她要带弟弟妹妹。大山中苗家人的生活亘古如斯。周围的大山不会变，山里女娃的活法也不会变，总有一天她要像妈妈一样嫁人，再生几个娃，把娃带大，自己变老。

这天下午，她背着比自己还重的草筐从山坡上一步步走下来，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地上。实在走不动了，便靠着一个不算陡的土坡停下脚来，肩上的重量瞬间减轻了许多，心情也愉悦了些。她眯着眼迎向阳光，在她和太阳之间，红的、黄的、紫的光圈重重叠叠，跳跃着，闪动着。一只五彩斑斓的鸟儿穿过光圈直冲她飞来，眨眼间便到了面前，她兴奋得喊了起来。

鸟儿受了惊吓，一个急转弯，飞走了。

她急忙欠起身，寻着鸟儿飞走的方向望去，忘记背上还有一个沉重的筐子，一个趔趄便坐在了地上。她十分沮丧，快乐来得这么突然，走得更突然，只看到鸟儿急转弯时，美丽的翅膀潇洒地扇动了几下，便不见了踪影。

刚刚萌生的一点快乐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背上的草筐格外沉重，她弯着腰，双手几乎触到了地面。

山坡下传来了男孩子的嬉笑声。她看到几个背着书包的男娃从前面不远的小路上嬉闹着走过去，“哦，学校放学了。”

她经常路过村里的学校，每次路过都朝里面望一眼。遇到课间休息，里面的孩子随着喇叭里的音乐和“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的口令做操，她就会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跟着比划：“这多简单呀，如果是我，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

学生中有男有女，但男多女少。妈妈说过，上学的女娃都是汉族的，她们苗族、彝族的女娃从来不上学，“上了学就嫁不出去了”。她不知道是嫁出去好还是嫁不出去好，反正学校里那些女娃总是在笑，可她很少笑。不是不喜欢笑，而是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儿。

她想去有笑声的地方，去上学。和妈妈几番死缠烂打后，她赢了。入学那一年，她9岁。尽管放学后还要干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但是学校还是给福美的童年留下了很多快乐，日子也显得快了起来。

转眼到了十二岁。这一天，爸爸妈妈收了表哥家送来的彩礼，她被定了娃娃亲。知道这件事后她只说了一句“我这么小定什么亲呀”，妈妈没理她，她也没有再表示反对，因为她完全不懂得订婚对于她意味着什么。

读完5年小学，王福美知道再想上中学是比登天还要难了。虽说中学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总要吃饭穿衣，家里没钱供她了。最重要的是，她到了嫁人的年龄。她不甘心，但再也想不出说服爸爸妈妈的理由了，只好辍学回家，帮爸爸妈妈干农活。

表哥的妈妈经常来家里，和爸爸妈妈商量她和表哥的婚事。寨子里和她差不多大小的姐妹一个个出嫁了，有的已经生了娃。王福美本来对这件事不以为然，快轮到自己的时候却萌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甚至想一辈子不嫁人。如果不嫁人，将来会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她说不清楚。但是嫁了人会怎么样她很清楚——妈妈的今天就是她的明天。

王福美在恐惧中一天天地熬日子，唯恐哪一天爸爸妈妈郑重地向她宣布出嫁的日子。

1992年8月底的一天，学校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一个活动叫“春蕾计划”，香港一位叫周洁冰的阿姨给贫困家庭的女孩子发生活费，帮助她们上学。

王福美已经冷了的心又燃起了希望，但这次和爸爸妈妈的死缠烂打却以她的失败告终：爸爸松口了，可妈妈咬紧牙关不同意。

她几乎陷入了绝望，躲进她的小屋，躺在床上流泪。怎么说服妈妈呢？她想到了绝食。这是她这个年龄能想到的、并且可以不受别人控制的唯一办法。

当天晚上她没吃饭，爸爸妈妈没当一回事，穷人家的孩子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第二天她还不吃饭，她对妈妈说，不让她上学就永远不吃饭，直到饿死。妈妈狠狠骂了她一顿，没管她。第三天，妈妈着急了，让爸爸劝她，她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就是不起床吃饭。

第四天，她觉得自己仿佛被抽干了，连睁一下眼睛的力气也没有了。朦胧中，她和弟弟坐在教室里——爸妈去田里干活了，她上学的时候，要把弟弟背到学校。她睁大眼睛仔细听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弟弟坐在身边抠着指甲东张西望。学校的老师不是每天都来上课的，要是家里农活忙，或者下大雨路断了，老师就不来上课。刚听了一会课，弟弟耐不住了，开始哭闹，她把他背出教室，站在窗户前，边哄弟弟边努力地听老师教课。弟弟不哭了，她又把他背进教室继续听课。

后面又梦到了些什么，她记不起来了，太累了，真的睡着了。

院子里猪叫的声音越来越大，吵醒了昏睡中的王福美。她睁开眼睛看看窗户，阳光射进来的角度告诉她，该做晚饭了。她七岁时就会做饭了。那天傍晚，她掐算好爸爸妈妈从田里回家的时间，开始做全家的晚饭。把三根树干的顶端捆牢，下端叉开立稳，把做饭的锅用钩子吊在顶端，下面烧柴，饭煮熟后再把锅取下来。锅太大、太重，她踮起脚，用尽全身力气也摘不下来，只好先熄了火，可怜巴巴地望着门外。一个婶婶走来，她招呼了一声，婶婶帮她把饭锅摘下来，瞅瞅她，便离去了。

王福美费劲地翻了个身，又睡去了。她又看到了那只穿过五彩光圈向她飞来的漂亮的鸟儿，她向它招了招手，鸟儿落在了她手上，她轻轻地抚摸它漂亮的羽毛，怎么一点也不光滑呢？

努力地睁开眼，她看到手中抓的是妈妈粗糙的手。妈妈的眼泪落在了她的脸上，看到她睁开了眼睛，妈妈转身出去了。她的心被狠狠刺了一下，仿佛看到了堂屋中妈妈瘦弱的双肩在颤动。

屋外传来吵闹声。表哥的妈妈听说王福美宁死要上学，也急了。准儿媳妇要是上了学，婚事就得黄，所以找上门来了。亲戚邻居都赶过来劝解，七嘴八舌算是把对方安抚住了。临走时撂下话：要是让福美上学，她就死在福美家。

这时，王福美的心倒是平静了。她知道，狭路相逢勇者胜，“我要是饿死了，你儿子的婚事也得黄”。

接下来的两天，村里的干部来了，妇联的人来了，学校的老师来了，福美的小姐妹们也来了，他们给福美妈妈讲“春蕾计划”是怎么回事，讲学校的情况，讲其他地方春蕾女童上学后改变命运的故事，告诉她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

王福美提起最后一点精神听那些人和妈妈的对话。她听到妈妈不再说“不行”，而是一再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她隐隐感到，妈妈藏在心底对女儿的那份柔软在慢慢被唤醒。

在她绝食的第七天，妈妈被学校的老师和妇联的人劝到学校去，她也想亲自去看看上学究竟有多大魅力，竟能让女儿以死相拼。

王福美已经不知道饿了。她微微睁开眼睛望向窗外，悠悠白云从窗前飘过。“难道‘春蕾计划’就像这云，看得到，却注定摸不到吗？”

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催动起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这一年，是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颁布六周年。

又有谁知道，这一年的大凉山深处，一个15岁的少女为了争得读书的权利，在用生命抗争。

昏昏沉沉中，王福美似乎知道妈妈被一群人拥着出去了，去哪里，是去学校吗？妈妈第一次走进女儿曾经读书的学校，校园比家里漂亮多了。县里和乡里妇联的人，还有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簇拥着她，她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过。她急切地想知道“春蕾计划”的事情，更想从干部和老师那里得到帮助，一旦让女儿上学，准亲家母真的来家里闹，她该怎么办。

春蕾女童班的事她很快听明白了：“真的有这样的好心人呀，这不是活菩萨吗？”女儿上学可以不用家里花钱，她顿时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也明白了准亲家母是在吓唬自己。福美妈妈转身出了学校，向家里走去，妇联的干部和老师们也跟着她往家走。妈妈走到床前说：“起来吃饭吧，不吃饱饭怎么去上学。”

就这一句话，王福美腾地坐了起来，下了床，走出屋，到院子里抱着几棵白菜去喂猪。

终于，王福美赢了，赢得有些悲壮。豆蔻之年的她只知道她赢得了继续读书的权利，自然无法理解这场胜利对于大凉山的彝族、苗族、傈僳族、纳西族、布依族的女娃们意味着什么；甚至，对于世世代代被封闭在大凉山中的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更甚者，矗立在康藏高原边缘的大凉山将因此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

当年，“春蕾计划”在布拖县办了两个春蕾女童班，一个在县城的特木里小学，另一个在西溪河中心校。后来调整行政区划设置，西溪河区改为补洛乡，西溪河中心校也更名为补洛乡中心校。

1992年9月3日，王福美到西溪河中心校报到。学校9月1日开学，因为和妈妈“斗争”，她晚去了两天。

她就是在这所学校读完了小学。三年后重返母校，一切恍若昨日，教室、操场、宿舍、食堂，都是那么熟悉，连味道都和三年前一样。

“春蕾计划”的资助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王福美的小学读得是不完整的，又辍学三年，重返校园后，不仅要接受新知识，还要把落下的功课一点一点补上来。学校对春蕾女童班的教学格外重视，班里是清一色的贫困女生，学生基础普遍较差，对老师的严格要求也不适应。数学老师要求作业中错了的题一定要改过来，同学们原来从没有这样做过，尽管老师反复强调，有的同学就是不改。那天，真把老师气急了，几个没改错的同学挨了批评。

本来就贪玩，又挨了批评，那几个孩子嚷嚷着不上课了。老师哭笑不得，一个个地做思想工作：“你们以为我愿意批评你们呀，批评你们我心疼还来不及呢，咱们家里都穷，是别人出钱帮助咱们上学，可得珍惜机会，不然你对得起谁呀！”又掰开揉碎地讲为什么作业要改错。同学们终于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学习认真多了。

王福美说她没挨过批评，“我每次改得都很认真”。

1996年，王福美从“春蕾班”毕业，考入四川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学财会专业。中专毕业后，王福美通过了布拖县招录公务员考试，先后在基只乡和西溪河镇工作，后来出任补洛乡团委书记，2019年接受采访时，她是拉达乡副乡长。后来拉达乡合并到特木里镇，她如今是特木里镇副镇长。

她开车带记者去她定点扶贫的博石村，这是离乡政府最远的一个彝族村落。上山的水泥路面已经有一些地方坑洼不平，雾很大，前方的山峰隐约在浓雾之中。汽车沿着曲折的山路盘旋向上，王福美不时轻摆方向盘，躲过路面上或大或小的坑。

她是2016年调来拉达乡的，正值精准脱贫攻坚期，乡里副职以上领导要包村，她就包了博石村，“这个村在山顶上，路远又难走，是极度贫困彝族村。该我做点贡献了，给春蕾女童争个脸”，说完，哈哈笑了起来。侧过头去看她时，她的脸上已没有了笑容，很庄重。刚说过的那句话，像誓言。

她接着介绍博石村的情况：“我们包村工作队5个人第一次到这个村是走路来的，当时这条路还没修，是土路，一下雨全是泥，根本没法走车。走了4个多小时，还有县领导也和我们一起来了。”

“整个村子137户，517人。2016年的时候，村里人均收入不到3000块钱，女孩辍学率60%还多”。

“老百姓的房子是用几根木头搭起来的，上面盖着塑料布，塑料布上再盖一层土。我在其他乡镇工作过，布拖县总体说来都很贫困，但没见过穷得像这个村的”。

“我们把每户人家都走访了，看到的情况让我很忧心。我平时不太爱说话，但爱较劲。当时想，不把这个村搞好，我就不下山”。

“决心好下，从哪里入手呢？我和村民谈心，听他们的意见，找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再把中央和上级政府帮扶贫困地区的政策学明白，思路就慢慢清晰了。一是基础建设，路的问题要先解决，不然他们走不出来；房子要修，现在的房子住着不安全，哪里谈得上安居乐业。二是产业结构要调整，只靠种点苦荞、玉米，饭都吃不饱，富不起来的。三是观念要转变，孩子要上学，要克服愚昧，培养文明生活方式”。

从拉达乡到博石村的路当年就动工了，现在开车上去只需要30多分钟；政府提供补贴，村民全部建了新的砖瓦房。

博石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只有20多户人家，没水、没路、没电，从村委会走过去三个小时，专门为他们修条路要花几百万，通电、通水的难度更大。王福美说，国家扶贫攻坚政策规定，这种情况可以整体搬迁，“但是农村的土地不可以买卖，搬迁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经过和村民反复协商，大家一致认为搬下去好。于是乡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了一系列配套问题，搬迁工作顺利实施”。

2018年，博石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300元。

路通、电通、网通、有线电视落地，王福美说：“博石村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是要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关键是把产业基础做好，不能只靠政府支持。”

大凉山是川西南、滇西北的生态敏感区，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要统筹安排，同步推进，布拖县承担着退耕还林的生态责任。政府组织在退耕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和其他经济类植物，这样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有效地保护环境生态。

经过王福美的积极争取，博石村成为项目试点村。2018年种了500亩核桃和10亩大黄、党参。核桃苗几乎全部成活，长得绿油油的煞是喜人，再过两年就能结果了，2019年又试种了10亩山茱萸。大黄和党参长势也不错，当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4600元。

同时，她组织青壮年学手艺，培养一技之长，鼓励他们外出务工。过去彝族人是不离开家乡的，现在，博石村有90多名彝族青壮年走出大凉山，到外面打工挣钱，不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见了世面，打破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封闭心理，“这是他们融入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

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家长，再没有人反对自己的子女上学，拉达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博石村的学校并到乡里去了，村委会的房子腾出来办起了幼儿园，村里的孩子免费入园。

原来彝族人都不会说普通话。现在幼儿园老师用普通话教孩子们，孩子们学会了普通话，又影响了家长，很多年轻家长也学会了普通话。幼儿园要求小孩子洗手洗脸，洗得干净的，老师发一颗糖。孩子们都想得到奖励，去幼儿园之前要妈妈帮他们把手和脸洗干净，无形之中也带动了家长。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正是化雨润物的春风。

王福美进入春蕾女童班后不久，表哥家就退了婚。后来，她认识了一位叫赵吉祥的老师，他们相互倾慕，最终走到一起。他们有一个女儿，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夫妻俩贷款在西昌市买了房子，把女儿送到西昌读书，公婆也和他们一起生活。

如果人心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分区，王福美说肯定很麻烦，因为她不知道要分给博石村的空间大一些，还是分给女儿的空间大一些，“如果技术允许，就动态分配吧。只要到了博石村，所有的心思全是脱贫攻坚，稍有闲暇，满脑子都是女儿，“不指望她大富大贵，只希望她能有快乐的未来”。

因为春蕾计划的资助，王福美家的贫困到她这一代结束了。曾经有个别彝族父母对女孩子上学有抵触。遇到这种情况，王福美会告诉他们：“你们老了后要子女养你们，他们都很穷，怎么养得了你们。看看我，我要是不上学能有今天吗？让他们不再穷下去，就得让他们读书，读了书就会像我一样有好生活，他们养你们也会养得好呀。”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位能干又和他们说得来的女乡长当年为了争取上学的权利绝食抗争的故事，对于那些认为女娃不要读书的父母，王福美的人生经历有着攻无不克的“杀伤力”。

当然，这个“利器”今天已没了用武之地，“没有人反对女孩子读书了”。

王福秀：

她飞出了鹰都飞不过的大山

王福秀是王福美的堂妹，两个人是一个村的——依子村。

“我们那个村怎么说呢？周围都是山，那种很陡峭的山，一出门，不管向哪个方向看都是山。还有一条河，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里，向对面的山里流去。抬头，是簸箕大的一块天。我们那个自然村有30多户人家，房子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从没有想过走出去，那么高那么陡的山，鹰都飞不过去，人怎么走得出去呀！”

王福秀这样描述她的家乡。

小时候，让王福秀最无奈的是她的两个“拖油瓶”——弟弟和妹妹。从六七岁起，她要去放牛，每次放牛时手里牵着弟弟，背上背着妹妹，弟弟小她一岁，妹妹小她四岁。放牛是比较轻松的活，看着弟弟别到处乱跑，哄着妹妹别哭，看着牛别啃了别人的庄稼。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要帮着爸爸妈妈干田里的活。

和所有大凉山中的人家一样，靠种玉米、土豆、苦荞维持全家生计，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的奶奶，日子过得很苦。

和绝大多数大凉山女娃的命运相同，她勉强读完了五年小学就辍学了，弟弟被送到西溪河中心校读书。原因是一样的，家里没有钱供两个孩子上学；结果也是一样的，女娃回家，男娃上学。

爸爸妈妈让她辍学，她很伤心，但没有像堂姐王福美那样激烈的抵触。1992年进春蕾女童班时，爸爸妈妈很痛快地同意了，也没有像堂姐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报到的第一天，她在西溪河中心校见到的情境和吉地莫史刘说的一模一样。看得眼花缭乱后，她哭了：学费不收了，住宿费也不收了，还给你发书包、文具、衣服，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她认定这些东西是要卖给她们的，爸爸肯定没有钱给她买。要是别人都买了，她没有，在班里得多么没面子啊！尤其是那套漂亮的裙装，她喜欢得眼睛都离不开了。

春蕾女童班开课了。一个班60个女孩子，相当一部分和她、堂姐一样，是辍学后重新上学的。失去之后才更懂得珍惜。王福秀说她不是最笨的，也不是最聪明的，却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每节课上，她恨不能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刻在脑子里。她知道这是她能否走出大凉山的关键一搏。

1993年，她和另外两个同学作为大凉山优秀春蕾女童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组织的夏令营。

这是她第一次坐汽车。

汽车从西溪河出发，沿着狭窄的山路颠簸盘旋，驶向县城特木里镇。窗外的山和村里的山同样陡峭，令人生畏。从特木里往西昌市的路上，她被颠得七荤八素，疲劳得不想睁眼。不知过了多久，车厢内响起了惊叹声，她睁开眼睛，顺着大家的目光，远远看见了邛海，那一泓碧蓝色让她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陪同她们去北京的是县妇联的阿姨。阿姨告诉她们，我们走出大凉山了。“哦，大凉山这么大呀！”

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城市。

90年代初的西昌远不如今天这样繁华，却让王福秀吃惊得合不上嘴。她们跟着妇联的阿姨，唯恐走丢了，眼睛还向四周张望。这里简直就是天上，他们村是地上。

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

钢铁巨龙一声鸣响，轰隆隆奔向前方。车窗外的树木、房屋开始时还能看得清楚，很快成为一掠而过的越来越模糊的影子。她一直傻傻地望着窗外，妇联的阿姨叫她吃饭，她竟没听见。

火车到了成都，她问妇联的阿姨：“到北京了吗？” “还没呢，远着呢，这是咱们四川省的省会成都。” “北京比成都还大吗？”

“当然，大多了。”

火车继续轰隆隆地疾驰。王福秀觉得开了好久好久，终于到了北京。布拖县依子村的苗族女娃王福秀第一次来到祖国的首都。几天中，她们参加了夏令营组织的各种活动，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地方。

当时的北京已初显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城市的高楼、马路、汽车、七彩灯光，包括人们的穿着举止，都让王福秀惊叹不已。她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才是天上。

参加夏令营期间，她每天都会好几次下同一个决心：回去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才有可能过上西昌人、成都人、北京人的生活。学成后能不能改变家乡，她没想那么多。至少，她自己不能定个娃娃亲，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娃，然后日子过成啥样算啥样。还有，她不想让家里再穷下去。

从北京回来后，王福秀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唯唯诺诺，性格开朗了很多。她向同学们讲述她在北京经历的一切，更让大家羡慕不已。

初中毕业后，她考入了中专，中专毕业后又通过了公务员考试。

分配工作时，她主动要求去四棵乡。四棵乡是全县最封闭、最落后的乡镇之一，离县城70多公里。当时，那个地方没通电，更没有自来水。在交通便捷地区，70公里最多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四棵乡到布拖县城的70公里，却意味着没有迫不得已的事，你不想踏上这条路。

乡党政机关就她一个女的。

她要求到四棵乡的动机很纯粹：别人帮了你，你才有了今天。考上了公务员，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自己的日子踏实了，“不能装糊涂把过去的事忘了，我没多大能力，但我不怕吃苦。再苦还有小时候的日子苦吗？”

因为乡里没有自来水，10年后，王福秀重新背起了水桶。她没有任何不适，在陡峭的山路上，她一步一步不快也不慢，稳稳地把一桶水背回来。偶尔去一次县城，买得最多的是书和蜡烛。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就秉烛夜读，书到用时方恨少，趁着还年轻尽量多读几本。

她做妇联工作，几乎每天下村。需要妇联解决的问题五花八门，有的事情不归妇联管，村里的人不管这些，乡里来的人都是领导，领导就应该啥事都能解决。遇到这种情况，王福秀从来不推不拖，该妇联办的，她回来履行程序立即办，该转告其他人的，她如实转述，重要的事情还时不时地帮着催促。

和村里姐妹们聊的话题很多，最多的还是说服她们把孩子送去上学，尤其要送女孩子上学。谈到女孩上学，她和堂姐王福美有一把共同的“杀手锏”：“你们看我，不上学行吗？” 尤其是彝族的村民很讲实际，只讲大道理不行，现身说法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两年后，她被调到乐安乡妇联工作，很快提升为乡妇联主席。2005年，县政府在西溪河区设立财政所，她调去负责财政所工作，同时兼乡妇联主席。2014年调入县委组织部做财务管理工作。

2016年，县委县政府组织脱贫攻坚，县直各部门的干部驻村帮扶。王福秀的扶贫点是木尔乡永格等村，这是个彝族村。

通过入户探访她发现，尽管仍然贫困，但是彝族村民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村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比过去多了。以前，家里再穷，彝族人也要守在家里，不出去打工。

再就是大多数家庭都盖了新房子，只是卫生状况堪忧，他们还没有培养起文明的生活习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在村里盖一个洗头房，既可以免费为村里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服务，更重要的是为村民做个示范。领导很支持她的建议，批了两万块钱资金。她找了几个施工队，人家都不干，说钱不够。她算了一下账，觉得钱是少了点。干脆，自己干吧。

于是她自己出去跑水泥、沙子、砖等建筑材料，请有农用车的村民帮助拉回来，大家一起动手，盖起了洗头房、洗澡间和厕所。空闲时间，她帮助老人洗头，还告诉村民，方便时要去厕所，改变随地解决的陋习；要常洗澡，衣服脏了要换洗。

王福秀说现在的生活变化太快了，小时候家里洗衣服用木炭灰，现在是洗衣粉、肥皂、洗衣液。物质条件是培养文明习惯的基础，也需要思想教育和行为引导。

“这也是脱贫攻坚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精神贫瘠问题，很难巩固物质脱贫成果”。

永格等村引进外面的农业企业，启动了土地流转试点，试点规模六百多亩。成功后，参与试点的彝族农户将获得有史以来第一笔财产性收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先进生产方式试水大凉山彝区，人们怀着热切希冀也不无疑虑。但是王福秀认为，只要因地制宜，别搞一刀切，一定成功，“到时候农民可以收地租，还有土地收益分红，一部分劳动力可以随流转的土地到企业做工挣工资，富余劳动力再出去打工挣钱，彝族民众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2019年，他们引导村民试种了52亩茭白。茭白是受当地城市消费者欢迎的蔬菜，每亩产值能超过五千元，比种玉米、苦荞高多了。

因为县委组织部财务工作量大，王福秀又被从驻村扶贫组抽回机关，但她还是永格等村三家贫困户的扶贫责任人，经常到村里来，到了村里，还要给老人洗头。她还想带着村里的留守妇女做加工类的工作，做出产品卖点钱，“还不成熟，要好好想想，再找明白人商量一下”。

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一。她把自己受春蕾计划资助的事情讲给孩子听：“你们看到村里的那些婶婶了吗？后面背个筐，前面吊个布兜，布兜里有个娃娃。要是没有‘春蕾计划’，我就像那些婶婶一样，布兜里的娃娃就是你们。”她说：“我到孩子们的学校一看，好羡慕，真想再去上一次学。”

和大凉山一道，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

2020年11月17日，大凉山迎来新的历史跨越——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后7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脱贫，凉山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新征程。大凉山正孕育着新的历史嬗变。

“春蕾计划”与大凉山结缘的第一个30年，以助学扶贫、推进教育性别平等为主旋律，大凉山麓春蕾绽放，成为推动彝族等少数民族摆脱贫穷和愚昧、开启富裕文明新生活的重要力量。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儿基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彭丽媛教授倡议，启动“春蕾计划——梦想未来”行动提升推进工作，并把“促进凉山女童教育发展”作为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儿基会经过3个月精心筹备，“促进凉山女童教育发展”公益项目落地州府西昌市，助力凉山发展女童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实现乡村振兴蓄势赋能。中国儿基会副理事长朱锡生表示，将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第三次分配、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公益平台作用，动员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响应彭丽媛教授倡议，与凉山各族人民一道，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