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5岁的王福美已经辍学三年，原因不是学习成绩不好，而是家里穷。

王福美的家在大凉山布拖县地洛乡衣子村，距县城近60公里。自打1977年呱呱坠地的那天起，用土坯和茅草垒起来的家，终日劳作很少有笑容的父母，周围的大山，便成为她童年的全部记忆。六、七岁时，她开始学做饭，还要带弟弟妹妹。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在大凉山，像王福美这样的苗族、彝族女孩子，很小就被家长定了“娃娃亲”，定亲彩礼是她们为这个家庭挣来的最大一笔财富。到了十四、五岁，她们就要结婚了，然后就是生娃做母亲。出嫁之前，她们要做饭、打猪草、照看弟妹甚至下田劳作。所以，父母们认为女娃读书完全没有必要。她们中的极少数人即便勉强读完小学，也没有机会读中学。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里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58.8%，其中适龄女童入学率更是低得可怜：25.6%。

抗争，是因为春蕾计划给了我底气

读完6年小学，王福美知道想要再读中学是比登天还要难了。虽说中学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总要吃饭穿衣，家里没钱供她了。她不甘心，但再也想不出说服爸妈的理由了。

1992年8月底的一天，学校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一件好事叫“春蕾计划”，每年给家庭贫困的女孩子发生活费，资助这些女孩上学。

王福美已经冷了的心又燃起了希望，她要上学，她要和命运抗争。但这次和爸妈的死缠烂打却以她的失败告终：父亲吐口了，母亲咬紧牙关不同意。她几乎陷入了绝望，躲进她的小屋，躺在床上流眼泪。

怎么能说服母亲呢?她想到了绝食。这是她这个年龄能想到的、并且可以不受别人控制的唯一办法。当天晚上她没吃饭，父母没当一回事，穷人家的孩子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再说那么多孩子，怎么顾得过来呢。第二天她还不吃饭，她对母亲说，不让她上学就永远不吃饭，直到饿死。母亲狠狠地骂了她一顿，没管她。第三天，母亲着急了，让父亲劝她，她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就是不起床吃饭。第四天，她觉得自己仿佛被抽干了，连睁一下眼睛的力气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两天，村里的干部来了，妇联的人来了，学校的老师来了，福美的小姐妹们也来了，他们给福美的母亲讲春蕾计划是怎么回事，讲学校的情况，讲其他地方春蕾女童上学后改变命运的故事，告诉她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

当她绝食到第七天，母亲被学校的老师和妇联的人劝到学校去了，母亲第一次走进女儿曾经读书的学校。女儿已经7天水米未进，快要不行了，她急切地想知道那个春蕾计划的事情，她藏在心底的对女儿的那份柔软在慢慢被唤醒。

春蕾女童班的事她很快听明白了：“真的有这样的好心人呀，这不是活菩萨吗？”女儿上学可以不用家里花钱，她顿时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最终，同意女儿继续上学。

发生在大凉山深处一个贫困人家的这一幕，结果是喜剧，可过程呢？为了每年几百块钱的学习费用，险些毁了一朵还未绽放的花蕾。

终于，王福美赢了，赢得有些悲壮。她只知道她赢得了继续读书的权利，自然无法理解这场胜利对于大凉山的彝族、苗族、傈僳族、纳西族、布依族的女娃们意味着什么；甚至，对于世世代代被封闭在大凉山中的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

1992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春蓄计划在布拖县办了两个试点班，一个在县城的特木里小学，另一个在西溪河中心校。后来县里调整行政区划设置，西溪河区改为卜洛乡，西溪河中心校也更名为卜洛乡中心校。

1992年9月3日，王福美到西溪河中心校报到。学校9月1日开学，因为和妈妈“斗争”，她晚去了两天。春蓄计划对布拖县两所女童班的资助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王福美要重新学习六年级的课程。即使这样，她依然感觉很吃力。

她的小学读得是不完整的，又辍学在家三年，重返校园后，不仅要接受新知识，还要把落下的一点一滴补上来。四年中，她要付出多少城里同龄孩子无法想象的艰辛！

给春蕾计划争光，为家乡做贡献

1996年，王福美从春蕾班毕业，考入四川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学财会专业。中专毕业后，王福美以不错的成绩通过了布拖县招录公务员考试，先后在基只乡和西溪河镇工作，后来出任卜洛乡团委书记，2019年6月已经是拉达乡副乡长。

她开车去她定点扶贫的博石村，这是离乡政府最远的一个彝族村落。上山的水泥路面已经有一些地方坑洼不平，雾很大，前方的山峰隐约在浓雾之中。五菱宏光沿着曲折的山路盘旋向上。

王福美介绍说，她是2016年调来拉达乡的，正值精准脱贫攻坚期，乡里副职以上领导要包村，她就包了博石村，“这个村在山顶上，路远又难走，是极度贫困彝族村。该我做点贡献了，给春蕾女童争个脸”。

这是那个27年前豁出命去也要上学的苗族小丫头吗？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已没有了笑容，很庄重。刚说过的那句话，像誓言。

她又接着说起博石村的情况：我们包村工作队5个人第一次到这个村是走路来的，当时这条路还没修，是土路，一下雨全是泥，根本没法走车。走了4个多小时，还有县领导也和我们一起来了。整个村子137户，517人。2016年的时候，村里的情况很糟糕，人均收入不到3000块钱，女孩辍学率60%还多。老百姓的房子是用几根木头搭起来的，上面盖着塑料布，塑料布上再盖一层土。我在其他乡镇工作过，布拖县总体说来都很贫困，但没见过穷得像这个村的。我们把每户人家都走访了，看到的情况让我很伤心。我平时不太爱说话，但爱较劲。

当时想，不把这个村搞好，我就不下山。决心好下，从哪里入手呢?我和村民谈心，听他们的意见，找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再把中央和上级政府帮扶贫困地区的政策学明白，思路就慢慢清晰了。一是基础建设，路的问题要先解决，不然他们走不出来，房子要修，现在的房子连安全都保证不了，哪里谈得上安居乐业；二是产业结构要调整，只靠种点苦养、玉米，饭都吃不饱，富不起来的；三是观念要转变，孩子要上学，要克服愚昧，培养文明生活方式。

从拉达乡到博石村的路当年就动工了，现在开车上去只需要30多分钟；政府提供补贴，村民全部建了新的砖瓦房。

博石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只有20多户人家，没水、没路、没电，从村委会走过去3个小时，专门为他们修条路要花几百万，通电、通水的难度更大。王福美说，国家扶贫攻坚政策规定，这种情况可以整体搬迁，“但是农村的土地不可以买卖，搬迁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经过和村民反复协商，大家一致认为搬下去好。于是乡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了一系列配套问题，现在搬迁已接近尾声”。

2018年，博石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了4300元。路通、电通、网通、有线电视落地，王福美说“博石村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要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关键是把产业基础做好，不能只靠政府用钱砸”。2016年至今的三年多，博石村的产业结构已经有了积极变化。

大凉山是川西南、漠西北的生态敏感区，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要统筹安排，同步推进，布拖县承担着退耕还林的重要生态责任。政府正在组织在退耕的土地上种植果树和其他经济类植物，这样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有效地保护环境生态。经过王福美的积极争取，博石村成为项目试点村。2018年种了500亩核桃和10亩大黄、党参。核桃苗几乎全部成活，长得绿油油的煞是喜人，再过两年就能结果了，今年又试种了10亩山茱萸。大黄和党参长势也不错，今年10月底就能收获，王福美说比种土豆每亩地能多收入几千块钱，“今年村民每人纯收入，预计有4600块钱”。

同时，她组织青壮年村民学电焊等手艺，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鼓励他们外出务工。过去彝族人是不离开家乡的，现在，博石村有90多名彝族青壮年走出大凉山，到外面打工挣钱。王福美认为，这不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外面见了世面，打破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封闭心理，“这是他们融入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

让很多在彝族村驻村的县乡干部头疼的，是如何改变他们落后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王福美说，其实变化正在发生，比如，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家长，现在没有人反对自己的子女上学，在博石村，在拉达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为了改善教育环境和提高教学质量，村里的学校并到乡里去了，村委会的房子腾出来办起了幼儿园，村里的孩子免费入园。

原来彝族人都不会说普通话。现在幼儿园老师用普通话教孩子们，孩子们学会了普通话，又影响了家长，很多年轻家长学会了普通话。幼儿园要求小孩子洗手洗脸，洗得干净的，老师发一颗糖。孩子们都想得到奖励，去幼儿园之前要妈妈帮他们把手和脸洗干净，无形之中也带动了家长。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正是化雨润物的春风。

因为春蕾计划的资助，王福美家的贫困到她这一代结束了。曾经有个别彝族父母对女孩子上学有抵触，遇到这种情况，王福美会告诉他们：“你们老了后让子女养你们，他们都很穷，怎么养得了你们。看看我，我要是不上学能有今天吗?让他们不再穷下去，就得让他们读书，读了书就会像我一样有好生活，他们养你们也会养得好呀。”

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位能干又和他们说得来的女乡长当年为了争取上学的权利绝食抗争的事情，她的人生经历的确具有极大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