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罗磊是在她工作的天册(北京)律师事务所。记者歉意地对她说：“不好意思，又要触碰你的伤痛。”她微微一笑：“没关系，相信我。”一副很坚定的神态。

对于受到春蕾计划资助这件事，罗磊始终有些不好意思：“不管怎么说，我生活在城市，比我困难的学生还有很多。”她低着头，下意识地转动着手中的一支笔，笔落在桌子上，又滚到了地上。“后来想，可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妇联的阿姨想树一个好孩子的榜样吧”。

“我是带着希望来到这个世界的”

1986年，罗磊出生在河北石家庄市。然而，城市并不能给所有孩子以倍受宠爱的童年。

罗磊的妈妈因大脑炎后遗症致残，开始时，右半身行动不便，但扶着墙扶着人能勉强走，后来越来越严重，还患有癫痫和高血压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穿衣、吃饭、如厕等一切都要别人照顾。

爷爷在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文革期间造反派说他是“叛徒”，蹲了几年监狱，结果爸爸也成了“叛徒”的儿子，哪个单位都不敢要，只能打零工，做得最多的是蹬着三轮车给工地送材料。“爸爸一辈子很苦，往十几层高的楼上扛玻璃，扛一块玻璃挣一块钱”，罗磊说。这样的活也不是天天有，得在马路边蹲着等，人家需要就叫你。

妈妈怀上了她，到医院去生产。医生怒了：“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怀孕，会要命的。”赢弱不堪的妈妈那一刻异常坚定：“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医生问：“保大人还是孩子?”妈妈毫不犹豫地说：“孩子，必须保孩子。”

为了防止剖宫产时癫痫发作，妈妈的手和脚被固定在手术台上，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保住了两条生命。可以想象，妈妈的身体又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打击。

讲到这里，看似坚强的罗磊已泣不成声。“妈妈是在用她的命换我的命，我是带着对母亲的希望来到这个世界的”。

没有像其他城市孩子那样被万千宠爱包裹的童年。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懵懵懂懂看世界，伴随着罗磊的是妈妈的病痛、爸爸的辛芳和无奈，还有就是家里的穷困。

那是大城市角落中的一个老旧居民区。院子里有一间锅炉房，供暖、烧开水。三、四岁的时候，罗磊就要提着一个大暖瓶去打开水，开水房门前有台阶，打满了一瓶水后，她要用双手把暖水瓶提得很高，不然会拖在地面上，沿着台阶一步一晃地走下来，“常常会遇到来打水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会帮我”，罗磊说。

她要洗自己和妈妈的衣服，大人的衣服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实在太大了，她只能用一双小手一点一点地搓。冬天的日子最难过，衣服硬，水冷，不好洗。洗一会，就得把手放在嘴边哈哈气，接着再洗。冬天用开水也多，院子里的人每天都能看到罗家的小不点抱着暖水瓶一步一晃地往家走。

小的时候，罗磊认为这就是童年，家家如此。长大一些，知道了别人家孩子的童年是被家长呵护着的。再大一些，知道了是妈妈拼着性命把她带到了这个世界，她为妈妈做的一切，都不足以报答妈妈的恩情。

“我从没有向爸妈撒过娇，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撒娇”。她说。

姨妈是她家的恩人。姨妈是妈妈的妹妹，她的身体也不好，小儿麻痹后遗症。“姨妈一直照顾妈妈和我，后来我上学，虽然不用交学费了，但其他各项费用加起来，爸爸也交不起，都是姨妈给我交的”。

有人帮你时，自己更要努力

长到6岁，罗磊上学了。

上学没几天，老师们都说这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聪明、肯学、勤快、懂事，这样的学生老师自然喜欢。

除了在学校的正常学习，她还被老师推荐到区里的“奥数班”上课。“在校的各种费用都是姨妈给我交的，‘奥数班’要多交一些钱，记不清是30块还是50块了，不多，但我家也交不起，还是姨妈替我交的”。那时候的罗磊知道发愁了，家里没钱，她上学需要钱，还要比其他同学多花钱，她说搞不清学习好是对还是错了。

一到交费时罗磊就发愁，不交不行，交又没钱。有一次把要交给“奥数班”的20块钱弄丢了，这是个大数字，急得她直跺脚。她眼泪汪汪地跑回家说“不上学了”。姨妈安慰她说：“你学习这么好，可不能不上学，别急，姨妈再给你钱。”

罗磊的情况被当地妇联知道了，妇联的领导说，这么优秀的孩子，不能因为没钱放弃学业。1995年，她成为了春蕾女童。

每个月几十块钱的资助，解了全家的燃眉之急，罗磊终于可以放心地学习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春蕾计划给了我新的希望”，她说，“除了经济资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予我极大的精神鼓舞。当有人帮助你时，你自己更要加倍努力。”

初中，她上了石家庄28中，市重点；高中在石家庄市一中，河北省名校。上高中，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往返15公里。“因为我要照顾妈妈，所有的家务，比如做饭、洗衣、搞卫生都是我做，妈妈上厕所也要我照顾。我必须在学校把所有作业做完，回到家先做饭，伺候我妈吃完我再吃，收拾好厨房洗了碗筷，给妈洗脚洗脸，伺候她睡了，我才能看一会书”。

考大学时，她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最热门的国际经济法专业。大学期间，国家对贫困家庭的学生有助学金，系里的老师知道她家困难，要给她报上去，她坚决不要，“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春蕾计划资助我的，学校里有比我困难的学生，应该帮助他们”。

罗磊说：“我不要助学金，我要凭自己的努力考奖学金。”第二年，她凭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国家奖学金。

2008年，罗磊大学毕业，她被学校保送读研究生。

这一年春节前，她正准备毕业论文答辩，家里打来电话，说爸爸病危。爸爸从来没说过他有病，所以罗磊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她请假回到了家，陪爸爸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肝、肺、淋巴都是癌细胞，已经不知道哪一种是原发癌了。

她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她知道这个家现在要靠她撑着，在爸爸、妈妈、姨妈面前，一滴眼泪没掉过。在那段日子里，除了论文答辩回学校几天，她一直守在爸爸身边，想尽各种方法为爸爸治疗。但是，爸爸还是走了。

罗磊欲哭无泪。“突然有一天别人告诉你，你父亲只能活三个月了，最后从发现到走只两个月，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能想象那种极度内疚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吗”？

“我要为春蕾计划做点事情”

2019年3月的一天，北京东单地铁站，罗磊与中国儿基会宣传部部长梁文美不期而遇。一个下车，一个上车，分别多年后，两个人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罗磊说：“当时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惊喜。”

2000年，上初中二年级的罗磊被评为“全国十佳春蕾女童”，当时，梁文美是春蕾计划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她们因此而熟悉。

评选后，中国儿基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大会，获奖者要发言。年幼的罗磊有些不好意思，她觉得是别人帮助了她，她却不知道是谁帮了自己，上台发言只能讲自己的事，那不成了炫耀吗？再说她也怕把家里的困苦再翻出来说。

当时妇联的阿姨对她说，不是炫耀你自己，是要用你自强自立、刻苦学习的事迹激励更多贫因女生，告诉她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罗磊想通了，她要让更多的孩子知道，只要你不屈服，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领奖会上，她的讲述让很多人落泪，也赢得了更多鼓励和赞许的掌声。

评上“十佳春蕾女童”后，经常有一些宣传活动，每次她都会很认真地参加。她说：“我做这些，也是向帮助过我的人、向春蕾计划汇报。”

当时，“十佳春蕾女童”被很多媒体追踪报道。当地妇联的同志有些担心：这么小的孩子，总是被人夸，会不会迷失？罗磊说：“其实我很快冷静下来了，成绩是过去的，再说没有别人帮助，怎么能有我的荣誉呢？”

2011年底，罗磊拿到了法学硕士学位，北京的职业空间广阔而明亮。但是，她毅然决定回石家庄，回到妈妈身边。朋友劝她，你不是医生，也没有很多钱，回去能有什么用。她说：“我不能让爸爸的悲剧再重复一次，如果那样，我一生都无法平静。”

当时，妈妈已卧床，全靠姨妈照顾。她在石家庄找了一份企业法务工作，陪着妈妈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妈妈走后，罗磊在石家庄工作了几年，2015年又来到了北京。那几年，与其说她在等待新的职业机会，不如说她要在儿时生活过的城市，在妈妈冒死生下她的地方，在爸爸妈妈最终离她而去的地方，完成她的心理救赎。“父母的离去让我明白了，要珍惜身边的人。原来以为和家人一起吃饭太简单了，我想回家就可以回家。那个时候明白了，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不要把家人、亲人抛在脑后，去追那些名呀利呀”，罗磊说，“我要好好想想为春蕾计划做点什么，现在有一些能力了，做不了大事，先做些小事”。

采访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磊的师兄赵鸿祥也在场，他表示，如果能为春蕾计划贡献力量，天册律师事务所愿举全所之力参与。